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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忽略的唐代改革家——刘晏

时间:2013年01月22日来源:职称论文网 作者:admin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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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晏理财,其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自己的实践经历。如《新唐书》中《刘晏传》记载,刘晏在治理漕运之前,先出京考察。刘晏当时的职位是“御史大夫,领东都、河南、江淮转运、租庸、盐铁、常平使”,官居当朝大员,又掌握了监察、财政大权,可谓位高权重。而他竟能降尊纡贵,“自按行,浮淮、泗,达于汴,入于河。右循底柱、硖石,观三门遗迹;至河阴、巩、洛,见宇文恺梁公堰,厮河为通济渠,视李杰新堤”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函谷东西。然后结合自身实践,写出了条分缕析的“调查报告”。这种实践的精神,作为一个高官,在古代是十分可贵的。

在刘晏的实践过程中,始终贯穿的一条主线思想就是“养民”二字。史书上称,刘晏“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”。刘晏理财,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是发挥国家的作用,利用商品经济增加财政收入,减轻百姓负担,他认为增加财政收入的前提是在于发展生产,安定人民的生活。他指出:“京师三辅,苦税入之重”,即京师附近的人民苦于朝廷赋税过重,导致农业难以恢复。因而,要满足朝廷供给、治理漕运,关键就在于养民。他认为“户口滋多,则赋税自广,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”。刘晏的理财,不是依靠增加税额或税种,而是“与民休息”,实行既有利于经济恢复,又减轻了人民负担的政策,使人口得以增长,最终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,使税源得以扩大。同时,刘晏改革转运制度,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办法,同样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。刘晏的政策最终达到了朝廷与百姓双赢的局面,既满足了朝廷给养,又使人民得到了休息。从历史记载看,当刘晏受命为转运使时,唐王朝尚未从安史之乱的残破局面中走出来,全国户籍仅230万户,国家财政收入仅60万缗。至唐大历十年(公元779年),户籍增至380万户,财政收入达1300缗,而且增多的都是朝廷直接控制即刘晏治理的地方,“岁致四十万斛,自是关中虽水旱,物不翔贵”。而这一切都是刘晏理财并未增加农民税收的情况下实现的。刘晏真正做到了“广军国之用,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”,无怪乎皇帝“遣卫士以鼓吹迓东渭桥,驰使劳曰:「卿,朕酂侯也。」”

但是,刘晏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、改革家,其下场却仍不得善终。更悲剧的是,他是被另一位杰出的理财家、改革家杨炎设计陷害而死的。这是为什么?从以上的史料中,我们似乎也能看出一点影子。“然畏为人牵制,乃移书于宰相元载”,“载方内擅朝权,既得书,即尽以漕事委晏,故晏得尽其才”。刘晏理财,却缺乏独当一面的勇气,没有王安石“三不足”的豪言壮语,更没有商鞅的大刀阔斧,只能通过向当时当权的宰相上书进言,通过当权者的授意实现自己的抱负。这种报复,毫无疑问是带着镣铐的舞蹈。虽然可能发挥得很好,但是却始终不能挥洒自如,而且容易被人抓了把柄——不幸的是,偏偏,刘晏就被人抓了把柄。刘晏是个低调的人,对于自己的功绩,颇具儒学的谦恭道德修养,宁可多干,不可多说,或者只干不说。史书称他是“终不言功”,但他却偏偏得罪了杨炎。更加讽刺的是,史书记载他是“杨炎为吏部侍郎,晏为尚书,盛气不相下。”一个本来一直中庸低调、小心谨慎的人,怎么会忽然和同僚因意气用事而互为参商?这是很值得考究的。但无论如何,刘晏的确因为此得罪了以后飞黄腾达的杨炎,最终杨炎也是“衔宿怨”,将刘晏置之死地。

刘晏之死本身固然是改革家的悲剧,但是,他的死,居然是被另一位改革家所构陷,更是时代的悲剧。为什么两位改革家居然要到这样势如水火的地步?难道真的仅仅是政治斗争的险恶?个人以为,这和两位改革家的改革思想应该也有联系。两位改革家虽然都是以改革为政,但是其改革思路是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刘晏改革,是因循旧制,在旧制基础上改革漕运、盐铁等手段,而杨炎则从制度上着手,对制度本身进行了大胆的改革,以两税法取代了唐初乃至南北朝沿用至当朝的租庸调制。这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,在同朝是很难同时存在的。故而彼此排斥也是必然的。而刘晏被置于死地,其死后仅一年零三个月,杨炎也死于别人的阴谋构陷,虽然令人慨叹,然而,确是封建王朝中改革家命运的必然。

后世史家对刘晏的评价很高。《新唐书 刘晏传》中称刘晏为“总大体不苛,号称职。”《新唐书 食货志》中称其改革为“因民所急而税之,则国足用”。《刘晏传赞》称刘晏改革是“敛不及民而用度足”。至于现代,一代伟人毛泽东读二十四史,阅至《刘晏传》,对刘晏的改革批下四个大字“国营商业”,指出刘晏理财是国营商业的雏形,这是给予了刘晏非常高的评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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